但此刻开始出现观念分化：眼光局限于《宪法》至上性的人，将《宪法》性——也就是宪法性——等同于位阶至上性，所以反对宪法性法律这个称谓。

若在此基础上指摘以宪法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是狭隘的视野和方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对现实问题的探索，脱离了宪法实践，则这种不知文本而否定文本的做法就背离了基本的科学精神。由此需要区分‘制宪权和‘立法权，前者产生宪法，后者则产生普通法。

第三，相关实践为消除产生误解的土壤，既未完善法律分类制度，也未明确审查依据和对象的区别，而只是在不同称谓上下功夫，[64]这种状况进一步模糊了宪法渊源理论阐释的界限。[64]为避免误解和争议，立法机关近年来逐渐抛弃宪法性法律一语，转而采用宪法相关法，但如学者所质疑，有‘宪法相关法，莫非在宪法秩序下还有‘宪法不相关法？参见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62]参见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9期。形式的封闭性是为了防止审查的恣意性，更防止宪法本身被泛化甚至倾覆。[13]我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遵循成文宪法传统，但在1949年共同纲领时期有三大宪章的说法，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构成了我国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内的根本法。

目前，主流观念将宪法修正案列举为仅次于宪法典的宪法渊源类型，其根本原因在于修宪的决断属性，即修宪权与制宪权一样源自政治决断性权力。（三）审查依据、对象与程序 我国目前的宪法渊源理论存在固有的盲点和误区。循着这种由具体到一般的立法规律，前面制定的法规范自然成为后续制定相关法规范的参考和基础，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时，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更高层次或者更广域的法规范。

行政救济法（规定因行政活动受到损害或者损失的国民请求救济之程序）。希望通过对容许性这种视角和观念的阐发，为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些许观念论和方法论的支撑。这种作用既可能是正面的，亦可能是负面的。我们在研究行政法乃至其他任何部门法时，不能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将某些法律规范绝对地划入某个法律部门。

行政法典化有助于行政法体系建设，有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唯有以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为基本的法规范指引和支撑，才能称得上坚定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法治自信，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宣告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宣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对于这种分层、分步、分阶段推进行政法典化的立场，学界和实务界几乎达成一致。[liii] [日]田中二郎：《要说行政法》（新版），弘文堂1983年版，第3页。从学科融合的行政法学体系的视角来检视的话，就会发现，对于当下推进的行政法典化来说，相关研究应当增强立体的、过程论的视角和维度，以更好为行政法典化提供耦合各种资源的理论支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学体系必定具有稳定性，因为其既可能是客观法体系的描述，会随着客观法规范的变动而变化。

行政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每一项都可以挪过来作为支撑行政法典化的理由。[xxxiv] 参见同前注[20]，万学忠、郭胜习文。[xxvi]推进行政法典化的法典编纂，强行将某法律部门排除在外或者归入其中，都可能引发一系列混乱。对于制定统一《行政法典》，我认为总体上应当予以否定，但承认其作为终极追求目标的价值。

[lvi]这就要求行政法学跟立法学、政治学、行政学、财税学等临近学科，尤其是跟环境资源法学和经济法学以及未来法学进行融合与协作，吸纳其实证性或者超前性研究素材，拓展本学科的研究视野，丰富理论构成，提升政策法务水准，实现立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发展。分步走的观点，即先着手制定行政法通则或行政法总则，条件成熟时再编纂完整的行政法典被认为是更为可行的法典化进路[xxix]，而先着手制定条件远未达至成熟，所谓各分编或者专门行政法的理解更是因人而异，故而只是方向性正确。

坚定限缩法典化的问题进路，就是要确认问题指导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立法指导思想。《行政许可法》第11条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在行政许可领域，认真贯彻落实落细落地该条规定，便可很好实现中国行政规制的合理化。作者简介：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机关对行政改革、行政效率、行政民主、行政法治和统一行政程序的需要推动着行政程序的法典化，而行政机关的理念革新与行政程序法典化进程相伴而行。摘要:  为什么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行政法典和行政法典化是不同的概念。其实，所列经济法和社会法基本属于广义上的行政法。这其中有客观层面的原因，比如说，行政组织法律制度长期缺位，行政法学者都认识到了，相关研究却很难出成果。

就行政法典化跟行政法体系的关系来讲，二者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补充和促进的关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在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方面严重不足，除了在行政法典化这个大概念上取得一致外，无论是立法目标，还是路径选择，以及具体的法体系架构，每个层面每个阶段都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目前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困难性。

[viii] 参见章志远：《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载《法学》2018年第9期，第86页。统一《行政法典》的视角对此会有助益。

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不具有容许性，因为让行政法像刑法、民法典一样形成体系化立法成果，在这个世界上尚不存在、也不曾有过。[xxv] 参见刘太刚：《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障碍、模式及立法技术》，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3-24页。

限缩法典说反映了行政和行政法的自身规律性。对于这些，有必要从行政法体系论的角度予以关注，并检视相关做法是否会给国家法律体系的健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立足于这种认识和立场，就应当将所谓行政法典化与经济法典化、社会法典化和环境法典化等紧密结合起来，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中所涉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相关问题，都应当在法典化的过程中进行综合协调解决。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意涵的统一行政法典的探索，对于我们全面、科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行政法学乃至行政法典的问题，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xxxix] 朱维究：《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兼论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规则》，载《法制日报》2001年7月22日。这才是科学的行政法体系最为理想的完善状态，亦是行政法典化所应追求的目标。

相似的情形还有很多，理论上都可期待通过行政法典化的推进来加以解决，而现实中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卡尔·克罗施耐尔（KarlKrshünell）语。

[xlvii] 参见同前注[18]，杨建顺书，自序第3-4页。行政法律实施的质量和效率取决于各相关法规范本身对行政和行政法规律的尊重程度，取决于法规范适用者的法解释和法运用能力。

[xix] 当下学界首次提出构建中国行政法法典[xx]，可能引起媒体关注从而发挥造势作用，为学界划分发展阶段，在行政基本法和统一行政程序法两个阶段[xxi]的基础上，再添一个中国行政法法典新阶段的素材。薛刚凌：《行政法法典化之基本问题研究——以行政法体系建构为视角》，《现代法学》2020年第6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或许可以制定统一《行政法典》，但是，须弄明白两件事情：其一，制定统一《行政法典》会有什么意义、会有多少适用价值？其二，更重要的是，比起制定统一《行政法典》，是否有更重要、更具有现实迫切性的立法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法典化之容许性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提倡对制定统一法典的理论探究，有助于完善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

未来行政法的理论构成，必将从行政的本质出发，并以现实的、动态的行政过程为参照系，形成一个弹性的、开放的行政法理论体系。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可见，行政法典化是一个多义、多用、开放的概念。在情感上，我也真切希望能够有一部《行政法典》。

坚持问题性立法的法典化进路，求真务实，面对现实的迫切需求，扎实稳妥地推进立法，这也是我国行政法立法的基本经验。[vii] 参见本文第四部分行政法之法典化的体系支撑。